Economics Basic Notes
置身事内: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
事权划分三大原则
-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：根据人口密度，地理条件，语言文化差异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。
- 信息复杂性：决策权交于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。
- 激励相容：设立有效的机制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。
分税制改革
- 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税收收入大幅增加。
- 地方通过土地财政增加预算外收入，以抵消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收入降低。
- 分税制改革使得基层（县镇乡）出现财政困难，部分省份学习发达国家搞三级财政（“乡财县管”与“省直管县”改革）。
土地金融
土地资本化的魔力，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，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，将过去的储蓄、现在的收入、未来的前途，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，使其价值暴增。
工业化
“东亚经济奇迹”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， 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、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，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， 如液晶显示面板生产线建设，光伏产业补贴等。
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。面对不可知的未来，谁都看不清，自由市场上，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。 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，在竞争中优胜劣汰。 为保持竞争性，产业政策需要退出机制： 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，如补贴逐年降低；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。
引导基金
产业引导基金或投资基金有三个特点：
- 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，而是做 LP（Limited Partner），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 GP（General Partner）去投资企业。 通过投资一支私募基金，有限的政府基金可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目标产业，故称为“产业引导”基金。
- 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，实质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，其中涉及诸多制度改革，也在实践中遭遇了各种困难。
- 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，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，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， 这有别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常见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（Public-Private-Partnership）模式。
债务与风险
土地价值顺着经济周期起落，繁荣时地价上涨，经济衰退时地价下跌。 而以土地为抵押物的银行信贷也顺着土地价值起落：地价上涨，抵押物价值上行，银行利润上升，资本充足率也上升，更加愿意多放贷，为此不惜降低放贷标准，逐渐积累了风险。 经济衰退时，上述过程逆转。 所以银行很少雪中送炭，却常常睛天送伞，繁荣时慷慨解囊、助推经济过热，衰退时却捂紧口袋、加剧经济下行。
购置土地环节，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，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“买地”，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。 储备的土地又可以作为抵押去撬动更多借贷资金，进而储备更多土地，所以房企规模和债务都越滚越大。
政府与经济发展
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模式，从微观机制开始，到宏观现象结束，这一模式有三大特点：
- 城市化过程中“重土地、轻人”。
- 招商引资竞争中“重规模、重扩张”。
- 经济结构上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。
落后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，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。 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，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。
所谓“政府能力”，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，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，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， 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，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，此时如果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。 投资、融资、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。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，“生产型政府”就需要逐步向“服务型政府”转型。
在成功的经济体中，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。是具体的，不是抽象的。